龍眠山 龍眠山系蜿蜒俊逸，傍偎桐城古城，其主脈貫穿龍眠鄉境內，大徽尖主峰擎天，余脈東去，抵嬉子湖碧波，宛若游龍潛水，直通長江。明許浩詩云：“大小二龍山，連延入桐城；山盡山復起，宛若龍眠形”。兩脈逶迤，峰回路轉，綿亙54公里，龍眠河從兩脈間斗折蛇行流出，沿河西巖諸多名勝古跡，李公麟的山莊別業，雙宰相的園林墓葬，各路文人的石刻崖泉等，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交相輝映，宛若串串珍珠嵌綴其間。龍眠紫氣，生發萬千氣象。
龍眠山風景名勝區位于距離桐城市區3公里的龍眠鄉境內。沿龍眠河溯流而上，疊翠積綠的龍眠山便攬襟人懷。山中蒼峰翠谷，峭壁清流，無限風光，令人目不暇接。龍眠山擅江北之秀，不僅在于風光優美，更在于歷史名人隱居于此，辟有各種山莊。境內秀美的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豐厚的積淀交相輝映，構成龍眠山獨特的勝跡景致。境內擁有龍門、碾玉峽、文和園(張英、張廷玉“父子宰相墓”)、大龍井瀑布、賜金園等大小十六處自然與人文景觀景點。近年來，清代歷史典籍“父子宰相”形象、地位和影響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龍眠山屬大別山余脈，山勢自西北向東南逶迤。它沒有黃山奇妙的松、石和云海，但它以自己獨特的秀麗贏得了“擅江北名山之秀”之贊譽，重要的，那一處處遺址，一座座墓葬，一塊塊模糊或清晰的石刻，都是桐城文化這條長鏈中的一個個鏈環，以物質的形式呈現出桐城文化的悠久和精深。被譽為“宋畫第一”的李公麟的龍眠山莊就建在龍眠山區的雙溪村。九百余年的時間長河隔開了我們，
不能親眼目睹他潑墨揮毫，但據《宣和畫譜》記載，出自李公麟手筆的宮廷藏畫有一百零七幅，他首創我國白描畫法，以此便可見他的聰慧、勤奮、好學和勇于創新的精神。從蘇軾為《龍眠山莊圖》作跋，蘇轍作的《龍眠山二十詠為李伯時賦》，可以發現李公麟的熱情好客。人如煙滅，足跡被時間之手輕輕抹去，一切已沉淀為傳說。鄉人俗稱父子雙宰相的張英及其次子張廷玉，必定是發現了龍眠山的大氣與雋永。張氏父子先后在康熙、雍正年間入閣，成為康乾盛世的優秀輔弼。張英于康熙40年辭官回鄉，隱居龍眠山中，在雙溪筑草堂，沿溪筑堤種松。他自撰一聯掛于草堂，曰：“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雨便是主人。”康熙聞說，賜其堂屋一幅楹聯，聯云：“白鳥忘機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開”。張廷玉自幼聰慧，更有“手托萬里江山”的豪情壯志，因勤于政事，博學機敏，雍正喻其“調梅良弼”。張氏父子生前得閑就愛走入龍眠山，研讀不事張揚的翠竹、花草和松柏，體驗清澈見底、永遠向前的溪水，感受風雨中、陽光下不改本性的山石。他們死后均歸葬在龍眠山中。在龍眠山，我們沿著先人的足跡，一步步走向遠古、走向宋代的、明朝的，以及辨別不清年代的摩崖石刻，沉浸到恬靜、高遠的氛圍中：披雪瀑、碾玉峽、寶山灣等如詩似畫的場景，一個石塊、一滴水珠，仿佛都有靈性，向人們述說遠去了的時間，講述著如煙往事和不朽人物。
歷史編輯
乾隆二十年（1755），歷經清代康、雍、乾政壇五十載的張廷玉，卒于家鄉桐城，奉旨按大學士品秩葬于龍眠山，墓園以其謚號“文和”冠名。文和園藏于深山，出桐城市區，沿龍眠河溯流而上，行至龍眠山腹地相國橋，從林陰古道登階百余步，豁然開闊，一座巋然的青山，一個依山的墓園躍入眼簾。園區修竹低垂，松柏青翠，山鳥時鳴，松濤陣陣，真是道骨清風絕佳地，清幽不與世間同。置身其間，神清氣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心靈澄靜。 立冬翌日，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在澤月兄的陪同下，我們騎車前往安徽桐城市久負盛名的龍眠山，拜謁于兩年前重修落成的“文和園”。
摩托車沿柏油公路盤旋而上，過境主廟水庫，路漸漸地陡峭起來，時上時下，車速過五十碼，身子便不由自主地虛脫起來，儼然飄忽于水面或行云之上。所幸目及之處，青翠茂密的松林間總有紅得發紫的楓葉點綴，使原本單調的行駛過程變得興趣盎然。秋天剛過，那些或成片或相襯于千松之間的修長楓樹，不知它們是否記得曾經穿行于此的過路之人，他們的足跡可曾與火紅的楓葉一宿共眠，抑或激起那些歸隱于此的文人墨客的一刻雅興？
為“文和園”而來，卻不是因曾經響徹民間的小張宰相（張廷玉）的政治功名，而是出于對本土文明作出過超凡貢獻的先賢們的敬仰之情。龍眠山自宋代以來，就已經享譽人文薈萃的江淮大地了。因舒州桐城人李公麟開辟龍眠山莊，而吸引了同時代的黃庭堅、蘇東坡、蘇澈等名人雅士慕名而來，并留下了一定數量的詩文佳作。及至清代，桐城派多數作家均與龍眠山結下了不解之緣且多歸隱于此，直至抱首終年墓葬安息于這片山林。
張廷玉墓地就坐落于連綿起伏的山巒之間。站在由
漢白玉石鋪成的九級臺階的墓冢前，極目遠眺，群山逶迤，實在氣勢非凡。我想這該是一塊風水寶地了。冬天有暖陽相伴，夏日有南風吹拂。石級的兩邊依此是文臣、武將、馬、文豹、石羊和獅子。但位于前方石柱上的碑刻，已斑駁陳朽，模糊難辨了。即便如此，也能由此窺見當年風光無限的場景。
而我的興趣卻不在如此，我更傾服于作為文人大學士的
張廷玉，而不是作為
軍機大臣的“小張宰相”。或者說，凡誕生并效力于桐城這塊土地上的智者文人，我都或多或少地懷有一份崇敬之心。無論是聲名赫赫的“
桐城派”，還是如
方以智、
朱光潛、嚴鳳英、
吳樾、
吳芝瑛、
方東樹等等成就一方事業造福于桐城人民名垂青史的各路精英。
268年的清代歷史已經過去了。彈指一揮間。然而留給后人的，更多的卻是不盡的哀嘆。因此在這一無比沉重的歷史大背景下，恕我直言，我無法對作為當時清政府的同流者表示我的敬佩之心，即便是眾口一詞的康乾盛世。學術界就曾有人提出過必須對康乾盛世重新作出合理的歷史評判。清朝初期，固然對中國版圖的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相比清政府的“文字獄”，功勞太小。單“文字獄”一項，就足以定下清初政府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千古大罪。“文字獄”的可怕，想必國人都略知一二，“桐城派”的始祖戴名世、方苞也沒能躲過此劫。事實上，“文字獄”的出現，就已經鎖定了中華帝國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不思進取的單一政治模式，它無情地封住了全體知識分子的嘴巴，扼殺了他們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清代以前，西方普遍承認古老的中國已有一千多項偉大的發明，但到了清朝，竟然沒有一項舉世公認的發明，難道是知識分子一夜之間突然沒有了智慧和創新能力？
因此我寧可信張英張廷玉父子首先是文人，然后才是荒淫無度的大清帝國的吼舌。我總想，當他們在垂垂暮年回歸故里，寄居龍眠山上，是不是因為出于對清朝政治的一種失望。我們還應該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元清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偌大無比的中國，是世界上誰也無法相平等抗衡的中華帝國，她的經濟總量超過同時期的整個歐洲。疆域遼闊，經濟繁榮，自不必說。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華帝國慷慨前進的步伐停止了，而離中國不遠的地中海流域的西歐諸國，已經開始了偉大的文藝復興和緊接著的工業革命。到了清代，我們的綜合國力逐年下降，直至只占整個世界的7%還少。此時，我們已經落后了西方國家4到5個世紀。
在歷史倒退的殘酷面前，我們還需要向那些成天只知道尋歡作樂的王公貴族們投上我們的媚眼？兔子和烏龜賽跑的故事，是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詳的。為什么那時的整個西方都在跑，可我們的帝國皇帝還在忙于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而枕戈待旦呢？除非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渴望過長久腐朽糜爛的物質生活。物質從何而來，莫非貧賤百姓。
文人是無可厚非的。歷代文人都有非凡的政治包袱，他們理想化的政治報國情懷，乃至由此所不自覺形成的固定思維定勢，始終沒有在他們的同時代得以兌現，盡管中國歷來的“文官制度”給了他們充分可能的施展才華的機會，但實際上，他們真正實現自身價值的屈指可數。只因古代中國政治從來與理想主義背道而馳。
群山不語。我無法從迎面而來的山峰之間尋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歷史的本質總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于社會表層亦或學人的腦際之中，任由后人縱橫評說。對我而言，所能做的，也只是默默地一次凝望，一份淡淡的緬懷而已。
